1976年，我作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插队到农村，体验了两年农民生活，又在1978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考上了医学院，成为一名医学生。1983年，大学毕业时我选择了做一名麻醉科医生。

客观来讲，当时的医疗条件与今天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很多手术做不了，很多手术虽然外科医生能做，但限于临床麻醉的保障能力，一些患者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种状况，患者和家属难过，医生也心酸。

工作两年之后，我又有幸于1985年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就读研究生。全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给了我更好的成长机会，特别是在1991年-1993年，我又幸运地被单位外派到美国学习了两年。

当时留学美国的另一名麻醉科医生，是来自阜外医院的刘进。30岁出头的我们，是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留学伊始就想着学成回国后要在中国的麻醉学领域做出一些改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刚到美国时，我们就遭遇了“挫折”。

挫折源于当时中美两国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医学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其中的突出表现是，美国的医院环境、手术室的硬件设施等条件都远超中国，特别是手术室里配备的麻醉机、监护仪等各类先进的仪器设备，我们在国内见都没见过，就更不要说如何使用了。

当时国内使用的麻醉药物和麻醉方法也较为落后，以至于当时一起交流的美国医生，像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一样也听不懂我们讲述的方法和内容，内心深处的“挫败感”因而时常涌动。这样的窘况，让我和刘进等同时期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人们心有不安，深感肩上的担子任重道远。

“穷则思变”，这种内心深处的“挫败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和更大的动力。我曾经和刘进围着篝火促膝彻夜长谈，也经常讨论当下和未来，逐渐更加坚定了“要给中国麻醉带来一些改变”的想法。我们在当时也酝酿了很多具体的“改变”和做法，比如手术麻醉技术的引进、研究方向的跟进、规范化人才的培养等等。现在回头再看，在全国麻醉科同行30多年的呕心耕耘下，我们当初回国时制定的“大目标”早已经全面“超额”完成。

这“超额”体现在哪儿呢？有很多方面。

比如，现在国际同行能够完成的手术我们一样可以做，他们敢做的麻醉和临床干预，我们同样能够做到。近10年来，中国围术期死亡率和麻醉并发症的发生率持续走低。不仅如此，在对病人血压、脉搏、呼吸、体温、疼痛等生命重要体征的调控方面，我们的理念和临床干预，均可比肩发达国家的专业水准。

比如，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麻醉学界与世界麻醉学界可以同频共振，中国麻醉学科理念和所使用的麻醉方法、设备，国际麻醉学界更多是认可和赞叹。有这样与国际同行分享的底气，正是源于我们整体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再比如，我们的研究成果优势。因为人口众多，中国的麻醉科医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病例，有机会处理更多复杂的临床问题，也有机会总结更多的临床经验。这些优势得以在国际多中心合作中充分体现，由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和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团队共同牵头完成的两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的研究成果，是覆盖了全球10余个国家的多中心研究，但其中50%以上的病例来自中国，来自北京协和医院。

更比如，经过20年的努力，由刘进倡导的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终于实现，全国麻醉医师的培养体系得以与国际接轨。

以上这些成就，都给了我们自信的底气。所以30年后回头再看，作为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我是欣慰、幸福且骄傲的。

欣慰的是，超额完成了留学时的初心和愿望；幸福的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参与并见证了伟大时代的变迁，个人也拥有了与时代相应的成长机会，拥有了更好的人生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骄傲的是，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医学的发展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而麻醉学科则已经自信地融入国际步伐的前列。

这样的骄傲和幸福，在40年前我即将踏上工作岗位时，是不曾也不敢奢望的。

麻醉学科的发展折射着中国医学的发展，也折射出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伟大成就面前，我们也不得不坦承，中国经济和中国医学都还存在发展不充分和区域不均衡的问题，麻醉学科同样如此。这就需要我们借鉴精准脱贫的经验，来开展精准的医疗帮扶，以真正提升基层特别是县域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遏制大医院的“虹吸现象”，实现让全国的患者都能够就近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的目标。

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就是精准医疗帮扶的国家行动。作为参与单位之一，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自2015年连续6年分别派出易杰、谭刚、申乐、唐帅、刘子嘉、权翔等6名援藏医师以及王惠珍护士长等7名手术室护士，支持医院的医疗援助活动。我本人也坚持每年到西藏1-2次开展学术带教，并考察、评估科室援助的进展和效果。

麻醉科6批队员在6年时间里和西藏自治区的麻醉科同仁一起努力，推动西藏手术麻醉学科发展，并获得了七大里程碑式进步，如建立了中国医师协会西藏自治区气道培训基地、西藏自治区首个麻醉后恢复室（PACU）、西藏自治区首个规范化麻醉与疼痛门诊等。特别是2018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拉萨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麻醉质控中心，这不仅填补了我国最后一个省级麻醉质控中心的空白，为西藏人民的麻醉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也实现了全国省级麻醉质控中心的全覆盖，标志着全国的麻醉质量管理进入了一个全面规范、整体进步的新阶段。

在更为重要的人才培养方面，援藏医生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短期与长期相结合、派过去和请过来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分层、分批培养当地的医疗人员，取得了显著成果。比如，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的拉巴次仁回去后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手麻科主任，并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麻醉专业学科带头人当选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全国委员，成为85名全国委员之一。与此同时，在援藏医生的带领下，几年间西藏自治区先后开展了急慢性疼痛诊疗、无痛分娩、日间手术、机器人手术等多种手术形式，ERAS管理也逐步在高原地区得以践行，提高了围手术期管理品质。

2018年7月27日，李克强总理来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看望慰问援藏医护人员并表示，西藏这些年医疗设施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优秀医护人才仍很短缺；希望援助医生们既要当好医生，治病救人，又要当好老师，带好徒弟；来的时候是一支医疗队，走的时候留下一大批白衣天使。事实上，总理的希望也是协和医院参与援助的医疗队员们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和准则，他们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把协和更多的理念和经验移过去，让它们在雪域高原的土壤生根发芽。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是一场接力长跑，跑好这场长跑并不容易。队员们首先要克服生活条件的艰苦，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来适应低氧、干燥、低气压的工作条件，克服没有氧气瓶不能睡觉的身体和毅力考验；同时也要面对“自己就是危重患者最后一道防线”的工作使命和压力，勇敢担当。这样的经历，也让队员们历练成长并与当地结下深厚情谊，多人感慨“一年援藏一生藏缘”，收获大于付出，自此“对医疗工作多了一份敬畏和纯粹”。

如今，“组团式”医疗援藏已经进行到第八批了，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优化对口帮扶方式并完善长效帮扶机制，正积极推进“千县工程”。该工程以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为目标，将在全国遴选千家县医院加入能力提升工程，特别是将围绕肿瘤、慢病、微创、麻醉、重症等专科建设“五大中心”，由省部级医院作为技术输出医院，对中心医院开展结对子和项目培训活动。这是比“组团式”医疗援藏更大范围和更高强度的长效帮扶。

看着这些医疗帮扶的成果，我时常在想，为什么队员们在明知赴藏工作极为辛苦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然踊跃报名呢？还有很多女大夫和护士们也巾帼不让须眉，靠一股什么样的精神积极加入援助的队伍中呢？我想，问题的答案跟我感慨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一样——每一个医疗队员也都深知，在伟大时代面前，医疗援藏既是时代赋予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同时时代也成就了援助队员们的担当情怀。

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内心都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充满感激。我想，我和同龄人们一样深信，“医”心向党，踔厉奋进，我们始终在赶考路上，也能写好这份时代答卷。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编辑：车鹏艺

审核：刘喜梅